耿飚是誰?黨史上著名的“耿飚之問”到底問了什么問題?今日為何還要答好?帶著一系列問題,我在黨史學習教育活動中,找到了答案。

耿飚是任駐外大使時，敢對改進外交和外援工作向中央提意見，被毛主席直夸“敢說真話”的人;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頂住壓力，平反冤假錯案，解放出一大批干部的人;是高居副總理，寧愿幫別人找工作也不幫自己兒子的人。

這就是耿飚，戰爭年代出生入死、屢立奇功;和平年代敢于直言、一身正氣。身為中國共產黨元老之一的他，曾任國務院原副總理，中央軍委常委等要職，習近平大學畢業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當耿飚的機要秘書。

1991年，已經從領導人崗位上退下來的耿飚，重返半個世紀前戰斗過的陜甘寧隴東(今甘肅慶陽)，看望曾經血脈相連并肩戰斗過的隴東人民。晚飯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聲鼎沸，黑壓壓來了一群告狀的老百姓，訴說他們對一些縣鄉干部的不滿，怎么勸說也不肯離開?？吹竭@種情景，耿飚心情十分沉重。在離開慶陽那天早晨，耿飚接見了當地主要領導，耿飚并沒有就老百姓反映的問題批評責備任何人，只是現場給大家講述了一段催人淚下的革命故事：

“50年前，我們385旅在這里駐防時，部隊的一個戰士犯了嚴重錯誤。旅部決定按紀律將該戰士槍斃。當我們在操場上準備執行紀律時，也是黑壓壓來了一大群人，為這個違紀的戰士求情。我對父老鄉親們說，紀律是必須堅決執行的。誰知竟連受害者的父母都跪倒在地向我求情，緊接著一操場的群眾全都跪倒，哭著說共產黨都是好人，請求饒了這個戰士，讓他戴罪立功，上前線多殺幾個鬼子吧!我反復說明八路軍的軍紀，可老百姓一個也不起來。最后，我們只得流著淚接受了群眾的請求。”

講到這里，耿飚話音一頓，環顧四周，激動地大聲問道：“現在，我要問問在座的你們這些人，不管哪一個，如果犯了錯誤，老百姓還會替你們求情嗎?”全場頓時鴉雀無聲，只有耿飚的話在回蕩。

這就是“耿飚之問”，此問歷經30年，言猶在耳，振聾發聵，撼人心弦，問出了幾十年來黨群關系、干群關系的巨大反差，值得當今黨員干部細細品味和深思。

如今，各級紀委監委在辦理案件時嚴格按照“三個區分開來”，堅持嚴管與厚愛結合、激勵和約束并重，通過容錯糾錯機制，為擔當作為者撐腰鼓勁，努力營造濃厚的干事創業氛圍。在這樣的良好干事創業氛圍下，每一個干部都不妨捫心自問：如果自己做錯了事，老百姓會替我求情嗎?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習近平總書記一針見血的指出：“領導干部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群眾都看在眼里、記在心上。干部心系群眾、埋頭苦干，群眾就會贊許你、擁護你、追隨你;干部不務正事、驕奢淫逸，群眾就會痛恨你、反對你、疏遠你。”回首黨的奮斗史，我們黨之所以能取得革命的一個又一個勝利，靠的就是人民群眾的支持。“半條被子”“八子參軍”等魚水情深的故事源遠流長，陳毅元帥曾經飽含深情地說過，“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推車推出來的”。試想一下，如果黨員干部在群眾面前擺官架、打官腔、說官話，不愿深入基層了解民情，不想深入群眾聽取民意，“只說漂亮話，不做實在事”，只知道追求房子、票子、車子、位子、女子“五子登科”，嚴重侵害了群眾的切身利益，這樣的做派和作風，怎么能夠贏得群眾的信任和尊重?展望未來，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面對世情、國情和黨情深刻變化帶來的風險挑戰，群眾路線依然是戰勝困難的重要法寶，人民群眾依然是決定未來的強大力量，我們必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加團結和依靠人民群眾。

立足紀檢崗位，每日工作我們不妨多“三問吾身”：多問問主動服務群眾的意識高不高?多問問為群眾解難事的能力強不強?多問問工作成果與群眾的期待遠不遠?辦理案件時，我們是否還原事實真相，依法依規進行處理?接待群眾時，我們是否耐心傾聽,換位思考為信訪人解決問題?優化營商環境時,我們是否深入企業力所能及的積極協調解決難題?宣傳法規時，我們是否積極創新，寓教于樂直抵人心?

黨史學習教育活動正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地開展，活動的意義不是我們抄寫了多厚的讀書筆記、開展了多少形式的比賽活動,而是我們要將革命傳統紅色基因傳承下來,拿出立足實際、服務群眾的有力舉措，積極為群眾辦實事解難題,深入開展“我為群眾辦實事”實踐活動，不能“活動一結束就曲終人散，四風問題又濤聲依舊了”，那樣的話既辜負了老一輩革命前輩對我們的期望，也喪失了人民群眾對我們的無限信任。

征程正未有窮期，不待揚鞭自奮蹄，相信每位黨員干部都在自身崗位上，堅守職責，兢兢業業，用心用情用力解決好群眾的“急難愁盼”，面對“耿飚之問”，我們就會多一份發自內心的底氣，多一份回答歷史之問的勇氣。

(新鄭市紀委監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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