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銀行破產事件引發海外銀行接連“暴雷”，市場對海外爆發系統性銀行危機的憂慮加劇。

(相關資料圖)

從危機產生的原因和影響程度入手，可以將銀行危機分為三種類型：系統性銀行危機、局部銀行危機和外生沖擊造成的流動性危機。系統性銀行危機表現為因銀行系統性問題的爆發而導致的整個金融體系的動蕩，如次貸危機。Laeven & Valencia(2020)提出，若銀行危機滿足以下兩個標準的其中之一，便可以認為其為系統性銀行危機：一是銀行業出現顯著的困境；二是政府針對銀行業巨額虧損出臺強干預政策。局部銀行危機是指具有一定的區域性、行業性或個體性的問題，并非整個銀行系統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如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銀行業危機。同時，當經濟中突發外生沖擊時，短期的市場劇烈波動會導致銀行面臨流動性危機，只要央行能夠及時進行流動性紓困，通常能夠對化解該類危機起到關鍵作用而避免最終釀成系統性危機，如2020年新冠后的市場流動性危機。

從本次以硅谷銀行為代表的美國銀行危機來看，具有一定的行業、區域和流動性危機特征，在美聯儲迅速出手的背景下，本輪海外銀行破產所造成的影響應該不至于立刻形成系統性銀行危機。

從過去歷次誘發銀行系統性危機的導火索房貸市場來看，雖然當前美國商業地產存在一定的供需錯配風險，但其過度投資程度未達到儲貸危機前的水平，銀行對商業地產貸款的審批標準也未出現次貸危機前的持續放松現象，不存在系統性危機爆發前的過度投機狀況。因此，本次硅谷銀行事件演變為系統性危機的概率相對較低。

本輪海外銀行危機始于硅谷銀行破產，簽名銀行、第一共和銀行和瑞士信貸等多家銀行接連“暴雷”，引發市場對海外爆發系統性銀行危機的憂慮。本輪海外銀行危機是否會演變為系統性銀行危機?本文將首先從危機產生的原因和影響程度對銀行危機進行分類，并據此對本輪海外銀行危機的性質進行判斷。

一、銀行危機類型

1.1 系統性銀行危機

系統性銀行危機表現為銀行系統性問題的爆發而導致的整個金融體系的嚴重動蕩，其對經濟產生的負面沖擊往往具有普遍和持續的特點。Laeven & Valencia(2020)對系統性銀行危機的爆發提出了相應的判斷標準，若發生的銀行危機滿足以下兩個標準的其中之一，便可以認為其為系統性銀行危機：一是銀行業出現顯著的困境；二是政府針對銀行業巨額虧損出臺強干預政策。其中，銀行業出現顯著困境的判斷標準是銀行系統發生的危機導致不良貸款占總貸款的比例超過20%或倒閉銀行資產占銀行業總資產20%以上，抑或是銀行業的財政重組成本超過 GDP 的5%。第二項標準中的干預政策包括：存款凍結或銀行放假；明顯的銀行國有化；對銀行債務重組的擔保份額達到GDP的3%以上；廣泛的流動性支持；對非居民存款和負債救助比例達到5%以上；重大擔保的生效；對銀行的資產購買達到GDP的5%以上。若出臺的政策涉及上述政策中的至少3項，則可以認為政府出臺了強干預政策。

根據上述標準，美國近50年曾發生過兩次系統性銀行危機，分別是上世紀80年代的儲貸危機和2008年次貸危機。兩次危機的影響波及較廣，對美國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沖擊。儲貸危機使美國商業銀行在1987至1990年間的破產數量達到了1200家以上，破產銀行的總資產占1990年美國銀行業總資產的比重約為11%。截至1994年，美國政府用于清理儲貸協會的累積支出達到1600億美元，占當年GDP的3%左右。儲貸危機期間美國的GDP損失率[1]約為4.1%。次貸危機在2008年至2010年造成美國約310家商業銀行宣告破產，破產銀行的總資產約為3.86萬億美元，約占2010年美國銀行總資產的32%。期間政府為銀行提供救助的注資金額約為1950億美元，對銀行提供的存款擔保金額超過了GDP的4%。次貸危機對美國造成的累計產出損失率在2010年便已達到12.5%(胡海峰和孫飛，2010)。

觀察兩次系統性銀行危機發生前的美國銀行業資產負債情況，我們能夠得到危機發生前的一些普遍性特征。

首先，兩次系統性銀行危機都發生在美國經歷一段低利率水平時期后的加息階段。在加息之前，受低利率水平的驅動，美國經濟中的居民部門杠桿率水平快速上升。1981-1986年美國居民部門的杠桿率年均提高1.8個百分點，2001-2006年均提高4.5個百分點，顯著高于90年代0.9個百分點的年均增幅。

其次，兩次系統性危機前美國銀行業都暴露出資產質量惡化的風險。兩次銀行危機爆發的根源都是房貸市場，由于房貸在商業銀行總資產中的占比較高，房貸的大面積違約便會對整個銀行系統造成重大的沖擊。從2022年底美國商業銀行的資產構成來看，地產貸款占資產的比重為23%，MBS占比為12%。房地產相關資產在商業銀行總資產中占據重要位置，因此重大的銀行危機往往都和房地產相關。企業貸款和消費貸分別占美國商業銀行總資產的12%和8%，同房地產資產相比占比較小。因此，某一行業風險暴露帶來的沖擊會更多地集中在對該行業暴露較多的銀行上，不會傷及整個銀行系統。

在兩次危機爆發前，美國地產市場的過度投機現象都為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80年代儲貸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是儲貸協會成員在加息過程中為獲取更高的收益，轉向開展高風險的商業地產貸款，而政府對儲貸機構的監管放松則進一步助長了貸款機構在商業地產中的投機行為。在大量貸款資金的推動下，美國商業地產在80年代出現了過度投資的現象。

根據Garner(2008)的統計，1985年美國商業地產建造支出較1980年增長了105.1%，占GDP的比重從1.5%上升至2.0%。商業地產的過熱投資行為帶來了供給過剩的問題，出租空置率節節攀升，1986年美國出租空置率較1980年初上升了2.5個百分點，辦公樓空置率從1980年的3.4%上升至1985年的15.4%。供需之間愈發嚴重的錯配最終導致美國商業地產陷入困境，大量借款人預期商業地產租金收入無法覆蓋貸款支出，便選擇不再償付借入的貸款。貸款機構不得不面對大量商業地產壞賬，最終造成大批銀行破產。

2008年次貸危機的導火索主要源自住房市場的次級抵押貸款。美國商業銀行在寬松的貨幣環境驅動下不斷放松次級貸款的發放條件，其對居民貸款的嚴格程度在2003年至2006年間持續下降。發放條件的不斷放松使銀行向原本不具備還款能力的群體發放了大量的次級貸款。次級貸款規模在此階段迅速膨脹，從2000年約120億美元的規模上升至2006年的近600億美元，約占2006年抵押貸款總額的20%(Jaffee，2008)。在房價上升的過程中，次貸借款人可以通過申請房屋重新貸款償還舊債，但當住房價格下跌時，無償還能力的借款者便只能拖欠貸款，導致銀行的資產狀況迅速惡化。次級貸款的資產證券化和金融產品的重復衍生又進一步擴大了銀行遭受的損失，最終釀成了系統性危機。

1.2 局部銀行危機

局部銀行危機區別于系統性銀行危機，指一國銀行體系內部一個或部分銀行，由于自身的內在經營問題或外部沖擊，出現小范圍的擠兌，并僅限失敗銀行出現功能喪失的狀況(彭科，2009)。局部銀行危機產生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區域性、行業性或個體性，并非整個銀行系統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局部銀行危機的擴散程度小于系統性銀行危機，其造成的經濟損失也相對較小。

20世紀70年代，美國共有75家銀行破產，為發生系統性銀行危機年份之外銀行破產數量最多的時間段。石油危機造成的全球能源價格大幅波動是造成這一階段銀行破產數量增多的原因之一。得克薩斯州、伊利諾伊州和科羅拉多州是70年代美國銀行破產數量最為集中的地區。得克薩斯州是全美最大的能源化工州，伊利諾伊州是美國主要的重工業生產基地，科羅拉多州也是美國重要的能源產出州，因此以上三州在石油危機中受到的影響相對更大。從上述分布來看，石油危機對美國銀行業的沖擊具有較為明顯的行業和區域特征，這一局部性的銀行業危機最終也并未擴散為大規模的銀行業危機。

1.3 外生沖擊造成的流動性危機

當經濟中突發外生沖擊時，短期的市場劇烈波動會導致銀行面臨流動性危機。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之時，全球金融市場的避險情緒升溫引發各類金融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銀行面臨市場流動性緊縮的困境。在外生沖擊下，銀行面臨的流動性風險驟升，若短期內無法解決流動性問題，銀行將面臨破產危機。

對于突發事件造成的流動性危機，央行及時的流動性紓困手段能夠對化解危機起到重要的作用。新冠疫情暴發期間，美聯儲便運用巨量回購操作，設立貨幣市場基金流動性便利、一級和二級市場企業信用便利等新型貨幣政策工具，下調美元流動性互換協定利率等手段向市場緊急投放流動性，并通過緊急降息和重啟量化寬松等手段進一步緩解市場流動性緊張。在美聯儲的流動性支持下，新冠疫情并未造成美國銀行業危機的擴散，2020年美國僅4家銀行宣布破產。

二、硅谷銀行事件會演變為系統性危機嗎？

硅谷銀行破產的根源在于美聯儲持續加息過程中其資產負債結構錯配問題日益凸顯。[2]由于硅谷銀行的服務對象多為科創企業，上述企業出于研發和投資的需求對存款具有較高的流動性需求，這也導致了硅谷銀行的負債端中存在很高比例的不計息活期存款。2022年以來高科技行業衰退導致硅谷銀行的儲戶不斷流失，硅谷銀行不得不出售資產中的長期債券，致使美聯儲加息帶來的資產浮虧成為真實虧損。因此，從本次銀行破產的原因來看，硅谷銀行危機具有一定的行業和區域特征。

硅谷銀行的嚴重資產負債錯配在美國商業銀行中并不具有普遍性。根據FDIC的統計，美國商業銀行和存款機構的可供出售(AFS)和持有到期(HTM)資產占比不超過30%，無息存款比例為18%至22%。雖然美國商業銀行的整體資產結構并未出現明顯的錯配問題，但持續的利率上升也會令美國商業銀行面臨較高的資產減值風險。Jiang et al.(2023)通過市值計價(Mark to Market)方法估計了加息導致的美國商業銀行資產價值下降的幅度。

估計結果顯示，美國商業銀行的平均資產減值約為10%。硅谷銀行的資產下降了15.7%，處于89%分位數水平，即大約有11%的美國商業銀行遭受了更為嚴重的未確認損失。商業銀行資產減值加劇了美國銀行系統的脆弱性。文章估計，若美國銀行系統中一半的未投保存款被取出，將會有186家銀行資不抵債，約3000億美元的受保護存款和100億美元的存款保險基金將會受到損害。在極端情況的假設下，當全部未投保存款被取出，銀行為應對擠兌而對其資產進行0.4%的折價出售時，將會有1724家銀行面臨破產，破產銀行的總資產將達到5.3萬億美元，2.7萬億美元的投保存款也將遭受損失。若美聯儲進一步拉長加息進程，美國可能會有更多的商業銀行遭遇更高的未確認損失，面臨破產的風險。

從系統性銀行危機的判斷標準來看，本輪海外銀行破產造成的影響尚未達到系統性銀行危機的判定標準。當前，美國政府對本次銀行危機實施的干預政策包含了存款擔保措施，其承諾為兩家破產銀行的所有存款提供擔保。硅谷銀行和簽名銀行的總資產占美國銀行業總資產的比重約為1.4%，兩家銀行的未保險存款分別為1480億美元和795億美元，約占2022年美國GDP的0.9%。根據Jiang et al.(2023)的估計，若美國銀行系統中一半的未投保存款被取出，則會有186家銀行破產。

假設本次銀行危機使這186家銀行也遭遇破產，美國政府同樣對破產銀行的存款進行擔保，那么其需要對最多3000億美元的存款進行擔保，約占2022年美國GDP的1.2%。這一數字加上對硅谷銀行和簽名銀行的擔保，美聯儲在本次銀行危機中對銀行業的存款擔保金額可達2022年GDP的2.1%。美聯儲設立BTFP為銀行提供額外流動性支持的資金約占GDP的比重約為1.17%(Metrick &；； Schmelzing，2023)。將上述數字同Laeven &；； Valencia(2020)提出的系統性銀行危機判定標準進行比較，當前銀行危機對美國銀行業造成的影響程度尚未達到系統性銀行危機的判定標準。

雖然從定量標準上看，當前銀行危機并非系統性危機。但要判斷本次危機是否會引發美國銀行系統產生更大的問題，并在未來進一步演變為系統性危機，我們需要基于美國近兩次系統性危機的導火索——房地產貸款，做進一步討論。

從當前美國住房市場的運行情況來看，美國商業銀行在住房貸款上的風險相對較低。當前美國家庭部門的杠桿率顯著低于2008年水平，貸款拖欠率也處于低位。此外，美國喪失住房贖回權案例數和住房空置率自2008年后也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2022年12月房屋空置率為0.8%，處于歷史低位水平。

當前美國銀行業潛在的主要風險來自中小銀行的商業地產貸款。美國商業銀行的商業地產貸款在疫情后增長迅速，由2020年初的2.32萬億美元增長至2023年3月的2.93萬億美元，增幅達26%。美國商業地產貸款的主要發放者為中小商業銀行[3]，2023年3月中小銀行的商業地產貸款規模達到了1.97萬億美元，占總體商業地產貸款規模的67.2%。疫情后美國商業地產貸款規?？焖僭鲩L的主要貢獻者也是中小商業銀行，其商業地產貸款規模較2020年初增長31.6%，而大型商業銀行的增長幅度僅為14.1%。

與商業地產規?？焖偕仙鄬Φ模瑒t是近來美國商業地產價格的下跌。美國商業地產價格指數自2022年4月的159.8高點下跌至2023年2月的130.9，跌幅達到18.1%。從需求端來看，次貸危機后美國辦公樓空置率持續偏高。伴隨疫情對辦公習慣的改變，居家辦公的興起進一步降低了對辦公樓的需求，2022年第四季度美國辦公樓的空置率升至18.7%的歷史高點，已經高于儲貸危機發生之前的水平。從供給端來看，近年美國商業地產投資呈現出較快的增長速度。2017至2022年美國辦公樓和商業建筑建造總支出增長了46.6%。其中，2021至2022年增長顯著，增速達到了18.3%。雖然近年美國商業地產投資呈現較快的增長態勢，但仍明顯低于80年代儲貸危機之前105.1%的增速水平。此外，辦公樓和商業建筑建造支出占GDP的比重上升幅度也相對緩和，2022年建造支出同GDP的比值為0.87%，較2017年僅上升了0.09個百分點，而1980至1985這一占比則上升了0.5個百分點。

因此，當前美國商業地產并未達到儲貸危機之前的過度投資程度。從貸款的審批標準來看，當前美國商業銀行也未出現大幅放松商業地產貸款審批標準的現象。區別于次貸危機之前對房地產貸款標準的持續放松，美國商業銀行雖然在疫情暴發后短暫地調低了商業地產貸款審批的嚴格程度，但在2022年便重新收緊了貸款標準。商業地產中潛在的風險已被美國銀行業所關注。

總的來說，當前美國商業地產確實存在一定的供需不匹配問題，但和美國過往兩次系統性危機前的地產市場相比，當前商業地產尚未表現出嚴重的過度投機現象，本次銀行危機進一步演變為系統性危機的概率相對較小。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辦公樓的空置率水平已經達到了歷史高位，當前美國商業地產的風險更多地集中在辦公地產中。由于辦公樓貸款在美國商業地產貸款中的比重約為33%(Glancy et al.,2022)，而商業地產貸款在全部貸款中的比重約為24%，因此辦公樓貸款風險的上升對整體商業地產資產質量的影響不容忽視。雖然當前美國的出租空置率和商業地產貸款拖欠率仍然處于較低的水平，但隨著未來利率進一步上升以及美國經濟增長動能的減弱，商業地產尤其是辦公樓可能面臨更大的價格下行壓力。屆時，資產質量惡化的問題可能將在商業地產風險敞口較大的中小銀行中凸顯。

綜合以上分析，本輪海外銀行業危機產生的原因具有行業性、區域性和個體性的特征。銀行破產造成的影響尚未達到系統性銀行危機的判定標準。雖然當前美國商業地產中存在一定的風險，但同儲貸危機和次貸危機前的房地產市場相比，尚未表現出嚴重的過度投機現象。因此，本次硅谷銀行事件演變為系統性危機的概率相對較低。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興業研究宏觀”，作者：蔡琦晟，郭于瑋，魯政委；智通財經編輯：徐文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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